罗小彦（1897——1934），生于东莞桥头迳贝村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秋在北京大学毕业。翌年来到广西梧州培正中学教书，结识了在那里活动的共产党员，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一个共产党员。1926年，先后到梧州《民国日报》和南宁《革命之花》杂志社任编辑，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1927年5月，任中共广西地委委员。同年秋，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迫利诱，坚强不屈。1929年，在党组织的积极救援下，罗小彦获得释放。出狱后，被党组织安排到张云逸任大队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任教导员，为改造这支旧军队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同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在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罗小彦随部队到达右江地区参加这次起义，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在红七军参加了一系列战斗，表现英勇顽强，在一次攻克敌人碉堡的战斗中，带头冲锋，前额中弹负伤，当伤势稍有好转，又重返前线。不久，担任红七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10月，红七军从右江向江西转移，途中，罗小彦任团政治委员，坚持带病行军作战。1931年，部队到达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他被留下来工作。1934年，牺牲在湘赣边区，时年37岁。

《革命之花——记红七军四纵政治部主任罗小彦烈士》

作者：傅泽铭

从东莞迳贝的蒲冈岭，到广西南宁的老榕树，都记载着曾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罗小彦的短暂而又峥嵘的战斗的一生。

从基督教徒到共产党员

浩瀚东江，流经东莞县的东北角，在九江水(现名石马河)流入东江的河口附近，冲积成一片沃土，这是东莞县桥头区。桥头圩的南面，有一个长达四华里、面积几百亩的莲蓬湖。盛夏时节，湖中莲花盛开，红的、白的，在那碧绿的莲叶扶持下，亭亭玉立，和着那嬉戏的水鸭和鱼鲜，确象人间仙景。沿着湖边，在马塞岭的小径，走过五华里，就是迳贝村。迳贝村由罗屋和新围合成，一条麻石路穿村而过，背靠蒲岗岭，蒲岗岭满山是石，可树木苍葱。村前有几口大鱼塘，一望平川。往北一华里，与莲蓬湖相接，往东直泻九江水，和潼湖相邻。村的西面，在蒲冈岭间，有个凤凰亭，相传它是进士罗中山所建，素来有点名气。就在这样一个古老偏辟的村庄，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涉足于此，在村的东面罗屋，建有天主教堂，在村南新围，还有福音堂。罗小彦于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彦幼时家境清贫，父辈靠种地为生。在夏天，跟着人们到莲湖采莲，冬天也跟着人们到莲湖中挖藕。但罗小彦从小好学，求知欲甚旺，父亲让他在村中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怎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后来他考上了东莞塘厦圩耶苏教会办的学校。由于罗小彦幼时在乡间深受家贫的困扰，眼见很多人间的不平事，百思不得其解，要寻求人闻乐园，逐渐受到天主、耶苏、上帝的诱惑。每每天主堂做礼拜的“喃喃”歌声吸引了这颗幼小的心灵，后又在教会学校受到多年宗教思想的熏陶，使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他读书勤奋，深得老师的爱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介绍考取了北京警监学校，后又就读于富于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

罗小彦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五四运动的狂飙虽已过去，但由五四运动而开拓的社会进步思潮，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生根发芽。李大钊等著名教授，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对罗小彦影响更甚。他是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人民安危的爱国青年，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对人民的压榨，他内心上激愤不满，逐渐地把寄托在上帝的虚无缥缈的感情，拉回到现实人间，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他认识到：人民的苦难绝不是祈祷能够解除的，国家的论亡绝不是祈祷能够挽教的，他开始对马克恩主义学说有所接受，认为这学说比教义要现实得多。于是，立志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而献身。

一九二四年暑假，罗小彦在北京大学毕业，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回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南方。一九二五年， 他来到梧州，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所以被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办的梧州培正中学聘为国文教员。这所教会学校，实行奴化教育，对学生控制很严。这里与当时梧州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湖相比，象是一潭死水。不久，罗小彦认识了当时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的共产党员、东莞同乡钟道生，通过钟道生的介绍又认识了梧州二中教员共产党员周济，后又通过他们的介绍，与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龙启炎交了朋友。罗小彦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常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军阀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慨。于是在他们的介绍下，他努力学习《共产党宣言》、《响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马克思主义书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批判和否定了他头脑中的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

二十年代的梧州，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帝国主义在其控制的教会影响也很深。帝国主义一桩桩新的侵华罪行，使罗小彦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在基督教组织内部，开展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非基督教运动”。一九二五年夏天，他与李保罗、谢云柱等爱国教徒一起，成立了梧州“基督教促进会”的教会进步组织。召开了一次“基督教浸信会”的教徒会议，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爱国教徒纷纷提出要把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赶走，要把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教会、学校、医院一律接收过来。这次会议，在罗小彦等人领导下，开成了一次控诉和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反帝促进会”。罗小彦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龙启炎、周济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基督教徒到共产党员的转变。培正中学是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禁止学生参加一切爱国社会活动，还规定《圣经》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以宗教麻醉学生。罗小彦入党后，根据中共梧州支部的指示，在梧州培正中学组织学生开展反对读《圣经》。他利用讲课、个别谈话等多种形式，在学生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的欺骗性，发动学生群众参加爱国反帝斗争。逐步改变了培正中学死水一潭的局面。罗小彦的活动，震惊了反动的学校当局；他们多次威胁和警告罗小彦，污蔑罗小彦把学生“引入岐途”，甚至让学生家长和学校部分教师出面，叫学生不要听罗小彦的话，阻止学生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罗小彦与学校当局进行了直接的斗争，揭露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走狗，使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由反对读《圣经》，反对奴化教育，进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办学校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并举行罢课，冲出校门，勇敢地投身到社会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去。

从普通党员到地委书记

一九二六年春，罗小彦被培正中学反动当局解聘，党组织把他调到梧州《民国日报》任编辑。《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办的报纸，但社长谭寿林、总编辑龙启炎和编辑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报纸实际上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罗小彦离开了讲坛，用他的笔无情地揭露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他努力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撰写评论，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六年初，广东国民革命军继取得第二次东征胜利，又取得了南征胜利，收复了钦州、廉州和海南岛，统一了广东全省。二月二日罗小彦以《攻下琼州与统一中国》为题发表社论。他揭露了封建军阀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文章说：“自军阀割据中国以来，人民处于暴力统治之下，不死于横征苛敛，则死于土匪乱兵，不死于猾吏贪官，则死于饥寒水旱；总之，人民备受暴政涂毒，流离失所，困苦颠连，生机将绝，希望已穷。”他指出在军阀暴玫统治下“人民必须革命以求生”、“唯有民众革命，然后可铲除军阀统治之痛苦”，呼吁两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二月五日，罗小彦又在《最近时局两个严重的问题》这篇署名社论中，指出我国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嗾使少数丧心病狂的卖国军阀造成的””。他号召广大群众关心国家的命运，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为了办好报纸，罗小彦主动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他既是编辑，又是撰稿人，还要兼校对。当时住在报社的只有龙启炎、钟山和他、但龙多忙于党的工作，钟山则负责工运，在外活动较多，因此校对工作几乎全部由他负责，这样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民国日报》成为当时梧州党组织宜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宣传阵地，它的影响遍及广西全省。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广西政治中心移向南宁。党组织为了迅速扩大革命阵地，中共两广区委特派员黄日葵在广西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并以特派员身份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由于黄以合法身份在上层工作，不便深入基层联系工农群众。于是党组织派罗小彦到南宁，安排在广西民政公署办的《革命之花》杂志任编辑，以这个公开职业为掩护，担任黄日葵联系工农群众的代表，同时领导南宁党的工作。他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使党有较快的发展。不久，在省、市党部、军校、中学和工人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随后建立中共南宁地委，罗小彦担任地委书记，担子更重了。他一方面主持编辑《革命之花》杂志，十月，广西民政公署改组为广西省政府，《革命之花》杂志也由半月刊改为周刊，成为我党大革命时期在南宁宜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到工农中去，站在工农运动的前头。

南宁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南宁地委的领导下，南宁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六年十月，当吴圩的农民掀起反恶霸团总黄宜秀的斗争时，近万农民入城请愿，南宁地委在罗小彦领导下发动全市工人、学生给予有力的声援，给国民党右派予以有力打击。罗小彦十分重视南宁市郊的农民运动，除派出党员加强领导外，还亲自找农民运动的骨干谈话，具体指导农民运动，成立了南宁市郊农协总会，各区、乡都成立了农会。

当时，党通过国共合作的省工人部举办了三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罗小彦和黄日葵等同志亲自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课，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先后建立了海员、印刷等三十多个工会组织，成立了南宁市总工会。一九二六年，在桂系新军阀黄绍竑指使下，血腥屠杀东兰武笠农民，制造“东兰惨案”。南宁工人即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支持东兰农民革命运动，迫使黄绍竑派出“委员会”调查东兰事件。随着工农运动的日益发展，国民党右派也日益仇视工农，加紧破坏和镇压工农运动。黄绍竑所豢养的广西国家主义派头子，国民党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和南宁《国民日报》社社长黄华表，秉承主子的意旨，肆意污蔑工农运动，并纠集其反动势力，排斥打击革命左派。为了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器张气馅，这年冬天，罗小彦和南宁市总工会的负责人何建南，发动了南宁工人、郊区农民和青年学生，进行了反黄华表的斗争，发出“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黄华表”的怒吼。接连几天在南宁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古老的邕城上空第一声革命惊雷。在革命洪流势如江潮的日日夜夜里，罗小彦同志始终和工农群众战斗在一起。

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

一九二七年四月，突然来了一阵倒春寒，使邕城一时阴云密布。以黄绍竑为头子的广西反动派，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向革命者挥动屠刀，大批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中，雷沛涛、张旺、何建南、吴西、莫文铧等被捕。罗小彦虽然躲过了第一次大逮捕，但已经成为南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华表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少工人同志为了罗小彦的安全，劝他暂时离开南宁。但身为党的地委负责人的罗小彦，却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组织和掩护同志们撤退，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廖梦樵、邓拔奇到梧州重建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为书记，罗小彦为委员之一。他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情况下，却把生死置之度外，继续留在南宁坚持地下斗争。八月，一个漆黑深夜，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小彦和妻子陈玉梅(共产党员)在自己的秘密住处同时被捕。敌人从叛徒的告密中，知道了罗小廖的身份，如获至宝，妄想从他的嘴里得到共产党南宁党组织的全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敌人绞尽脑汁，对罗小彦软硬兼施，可罗小彦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敢精神，把敌人的牢房变成对敌斗争的另一个战场。

罗小彦入狱的第二天晚上，就被带到第七军军部的军法处。军法处里灯光惨淡，阴森恐饰，室内散放着各种刑具，有几个瞪着眼、叉着腰的刽子手，脸上的横肉不时地抽搐，杀气腾腾。罗小彦带着沉重的镣铐，穿着木屐走了进来，面对这一切，报以一声轻蔑的微笑，昂首对着那几个敌军军官和国民党党棍。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军法官板着脸孔问：“罗小彦， 你为什么被捕？”“为什么？我哪里知道”罗小彦慢慢地回答。

满脸横肉的军官得意地哈哈大笑:“有人供出来了， 你是共产党，南宁地委书记，是吗?”

罗小彦同志知道是叛徒出卖了自己，心里非常坦荡，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我犯了什么罪？”“你不要装傻子，你们不是……么?”

罗小彦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是一批热情的革命青年，哈哈，你们说这种话，如果不是陷害，那是太开玩笑了，你们自己相信吗?”军官脸上的横肉一抽一搐，脸上变成紫黑色，咧着嘴吼叫道:“我问问你， 监狱里有哪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南宁市还有你们的哪些机关？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哪些人是共青团员？这些事，对于你来说是带关键性的，讲了实话，对你的生命和出路是有希望的，否则，多么可怕的命运等着你啊！”

罗小彦微笑着回答:“我已经说过了 ，我的确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南宁党组织的负责人，可是，南宁的党组织么？是被你们压迫的秘密党，不便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的党是有纪律的，你们不是有侦探么？还是请你们的侦探去查好了。”罗小彦这番有骨气的话说得多么幽默啊！

军法官气得跳起来，歇斯底里地说:“嘿， 你忘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罗小彦同志冷冷地望了他一眼。军法官一转头:“来人，拿板凳来！”罗小彦同志知道“拿板凳”是怎么回事，他想到了党交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到广大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真是百感丛生，他沉思着，也不回答敌人的询同。敌人以为有转机了，于是催问:“还是老实说出来吧！”罗小彦同志慢慢地回答:“没有什么可讲的，要讲的都讲完了。”

军法官象疯了一样，跳来跳去，刽子手们七手八脚地把罗小彦按在老虎凳上，捆缚了他的手脚，军法官又气汹汹地喝道:“说！”罗小彦闭着眼睛回答:“没有可说的！”这时，他默默地告诚自己：党的秘密无论如何不能泄露，同志的生命绝不能断送。自己牺牲了，可以保存大多数，以后，革命会胜利的。

军法官高叫一声:“上砖”。刽子手们立即将砖一块一块地塞在他的脚下，罗小彦同志的腿骨一阵阵剧痛， 可他咬紧牙关，闭着眼，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一声也不叫喊。每加一块砖，骨头更加剧疼，每拷打一下砖头，就象敲到心脏。他疼得几次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时，脸上身上都湿漉漉的，他忍着痛，放大了声说:“再上刑， 我也是没有可说的了！”敌人感到非常惊讶！这么一个孱弱的文人，居然有这么硬的骨头！再也无法施其计了。军法官只得悻悻地走了。

罗小彦终于熬过了第一关，可他已不能自己走路了，由两个卫兵挟着回到牢房。难友们见他受了这么大的折磨，都非常愤慨。可他忘却了疼痛，若断若续地说:“请转告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无论敌人对我使用什么样残酷的刑罚，以至于处死，我决不会屈服，请同志们放心。革命是残酷的斗争，总要有一部分人去牺牲才能得到胜利，希望同志们不管敌人来硬的来软的，或是来诈的，都要经得起考验，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对党的忠诚。”

过了几天，罗小彦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好转。一个晚上， 敌人又把它带走，想到反动派的凶残，大家都为罗小彦担心。可是，这一次罗小彦被带进一间灯火辉煌，布置华丽的客厅，那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在厅堂里除了前次的几个审判官外，还增加了几个未见过的以及他们少有的一副笑脸。小彦同志一看心里倒明白了几分。那位军法官假惺惺地说:“哈哈， 罗先生，今晚把你请来，上次你受了苦，唉……好好，我们坐下来谈，一边吃，一边谈，我看是轻松一些的好，你说对么?”罗小彦以轻蔑的口吻说道:“好罢， 反正你们几时请我几时到。”

“宴会”开始了，敌人的审讯也开始了。上次主审的那个军法官赤裸裸地讲明这次“宴会”是“帮助”罗小彦“转变”的，要“识时务”，只要说出狱中的党、团员，说出南宁的党、团员名单和机关所在地，就会得到“特别照顾”……等等，可罗小彦同志沉着地说:“上次不是说过了么？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个约二十来岁、脸上涂着相当厚的粉，抹着血样口红的女人插嘴说:，“罗先生，你的心情，我们是知道的，你不为自己着想，还得为你的妻子着思啊! ……更应为未出世的儿子着想，想到了没有”。

“想到了，早就想到了”罗小彦慢慢地抬起头来，声音越说越大:“说到我妻子么，你们已把她捕来，随便你们加个什么‘罪’名处理好了，至于说到未出生的孩子，也许在未出生就随她的母亲而死去……她的生存我当然关怀，但我决不能为了他们而牺牲党的利益和同志们的生命，你的想法和我的距离太远了！”这一番话说得那个女人又羞又怒，哑口无言。片刻，军法官愤怒地站起来，咆哮地说:“你还这么顽固，来人！”可是，另一个敌人立即起来插嘴说：“处长，今晚先吃吧，让他回去考虑，夫妻俩也可以商量啊，从长计议也来得及的。”这一场“宴会”、“辩论”、“审判” ，又以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了。

秋末冬初，反动派下毒手了，几十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先后被杀害了。罗小彦望着一批一批被押出去的同志，义愤填鹰，同时自己也准备随时随地地慷慨就义。但敌人对罗小彦还不死心，总想在罗小彦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把南宁地区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以后，还进行了多次的审讯，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威迫利诱，却动摇不了罗小彦对党的忠诚。正由于罗小彦坚贞不屈，狱中的党、团员没有进一步暴露，南宁党组织没有再

遭到进一步破坏。

从革命文人到红军战士

一九二九年六月，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 俞、李在大革命时期同共产党人有过联系，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满，与李宗仁、黄绍竑也有矛盾。俞、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求与共产党合作，在我党的提议下，俞、李释放“政治犯”，罗小彦和其他同志一起获释。罗小彦出狱后，由党组织调到张云逸领导的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牧官，随后又调到由张云逸任大队长的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任教导员。他与营长何莽同志一起，为

改造这支旧军队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深入到士兵中，同士兵谈话，宣传党的纲领；以士兵中贫苦农民出身的苦难遭遇为教材，进行宣传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在各连成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党支部，使这支军队很快成为我党领导的一支部队，为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 俞、李反蒋失败。 我党掌握的武装， 在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下，开往右江百色。十二月十一日，在党领导下举行百色起义。罗小彦随军来到右江地区，参加百色武装起义，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在红七军参加了一系列战斗，身先土卒。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红七军在取得榕江战斗胜利后，回师右江攻打白色，他始终在前线参加作政和做宣物鼓动工作。当时，敌人凭着一个大碉堡顽抗，军部决定尽快消灭大碉

堡里的敌人。李明瑞总指挥亲自瞄准，开炮打中了敌人的大碉堡时，罗小彦从战壕里站起来呼喊，“同志们！冲呀！”战士们一跃而上，猛冲上去，攻克碉堡。在夺取最后胜利时，罗小彦的前额突然中弹，当场昏了过去，待伤势稍有好转，又重返战场。不久，成立了第四纵队，罗小彦同志带伤任政治部主任。

由于李立三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O年十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到河池集中。在从广西到江西的征途中，罗小彦任团政治委员，带病行军作战，转战几千里。

一九三一年，到达湘赣边区，党组织把罗小彦留在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工作，一九三四年，罗小彦不幸牺牲湘赣边区。

罗小彦同志牺牲已经五十年了，他的光辉形象，永照人间。正如吴西同志写的:“多少年来，无论在激战的间隙，或者在节日的瞬息，我的脑海里常常出现一个永不磨灭的高大形象，他就是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罗小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