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

李琳之著

研究出版社

2024年4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207/316

透物见史的独特魅力

文/王绮婷

近日，考古纪录片《何以中国》在东方卫视热播，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华文明溯源，史前中国社会图景的热烈关注，亦让“以考古写史”的学术命题从专业领域步入大众视野。考古与治史的关系，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曾说过：“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修国史要摆脱文献史料的束缚……不是为了证史补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

图源：新浪微博纪录片何以中国

可见，田野考古对如何认识、书写中国史之关键，尤其是文字尚未出现，史无记载的神话时代，实物史料是后人可依凭的为数不多的研究路径，亦为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原因之一。在此语境下，李琳之的新作《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既是历史人对时代使命的回应，也是以科普的语言对百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作系统梳理，“透物见史”地从文化、地缘的视阈描摹“最早中国”的生长轨迹，为读者显影出一幅浩荡壮阔的上古中国社会生态图谱。

要解答“何以中国”并非易事，在文化、地理、政治、民族等不同范畴有不同的话语叙述。李琳之选择从文化切入，以有共同认可的精神信仰的区域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为标尺，来勾勒6千年前即“三皇五帝”时期，“文化中国”形成的历史场景。从考古学上观察，公元前4800年到4000年的仰韶早期，中原地区活跃着半坡、后岗一期和西阴（庙底沟）三大考古文化。这三者互相碰撞、绞杀、分流，与四周各文化汇合，最终形成了北辽河流域、东海岱地区，南长江中下游对中原呈三面包围的月牙状格局，为文化、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提供了原始的胚胎模型。

彼时的文化格局固然如苏秉琦先生说的“满天星斗”，但亦如严文明先生说的“巨大的重瓣花朵”，即中原地区为花心，四方区域为花瓣，影响力从花心一层层扩散开去，并建构起一庞大的文化共同体。共同体的精神内核是各区域皆信奉的龙文化、历法文化、祭祖文化和玉文化，这些元素构成了上古中华文化星图中统一的辨识坐标。

之后的千余年，诸文化间的战争、迁徙和融合依旧是中华大地上的叙事主题，整个文化布局也经历了“中原沉沦，边缘崛起”—“南方沉沦，北方雄起”的跌宕。其中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等数支异军突起，出现了城市、社会分工、阶级、王权的国家结构，踏入文明盛放的前夜。但究竟谁才是“最早的中国”？学术界仍有争论，而李琳之则倾向于陶寺。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号墓出土的鼎和石磬，图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光明日报[1]

陶寺是否为“最早的中国”还存在争议，但它极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这点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陶寺呈现的礼制社会，“经天纬地”的时空政治观，圭表测影测地法代表的“居中”思想，不仅为同时代黄河流域文化中的巅峰，更在日后夏商周的“分封制”“宅兹中国” “王畿五服”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照见其深远影响力。因而，陶寺为华夏文明之滥觞与基石，上接炎黄下启二里头，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上扮演着关键的起承角色，有着充分扎实的考古证据支持。

至此，“天下之中”“居中建国”的“中国”观念已在华夏大地上显露雏型，并日趋成熟。至公元前2千年左右，黄河爆发大洪水，各地人口锐减，包括陶寺、良渚在内的多个文化聚落覆灭，为夏文化整合黄河中下游地区“邦国林立”的政治势力创造了良机。大禹治水的时代开启，夏二里头王朝在中原强势崛起，征服四方，成为“天下共主”。夏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广域王权诞生，这时的“中国”首次有了确切的政治涵义。

上述对“三皇五帝”到夏朝的上古史梳理，对“何谓中国”的解答，实质也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谱系考古到文化聚落考古的科学发展见证。炎帝黄帝，尧舜禹……此前只存在于古籍与神话中的抽象始祖文化符号，经无数考古人从鸿爪雪泥般的遗址、遗迹中探索求证，通过现代多学科研究的共同努力，终于变为可触可感的信史，为中华文明5千多年的起源交出一份掷地有声，令人信服的答卷。

▲二里头宫殿区东部发掘现场，图源：北京晚报[2]

翻阅中，一个个考古案例读来如侦探推理般起伏曲折又逻辑缜密，历史与文本历史（文献）之间的辨证关系清晰显露。如李琳之在后记所言，历史是过去发生事件的总和，是真实客体；文本历史是不同文本对过去事件的不同陈述和呈现，属主观范畴，既是主观就会有失误遗漏，甚至曲笔虚构。所以修史，需要考古学来去伪存真，建立科学的逻辑链条，为文本历史书写提供可靠依据。作为普通读者，在阅读文本历史时要有质疑精神，独立思考，“读而后思，思而后疑，疑而后信，方为读书之道”。

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岁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经历20多年的深耕，收获硕果累累的成绩。有些考古成就，经媒体、博物馆传播为世人瞩目；有些仍只限于学术圈子，“养在深闺人未识”，尤其是上古中国的研究，大众所知甚少，或一知半解，市面上也较为缺乏相关的系统性科普书籍。《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用晓畅的语言，严谨的学术考据，全景式地对近代中国考古发现做宏观综述，有理有据地阐述了“最早的中国”，生动地展示了“考古写史”“考古释史”的科学魅力，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理解中华文明的涵义与价值，为同类型图书中的佳作。

本文是《史无记载：考古发现的中国史》的书评文章，选自东莞图书馆《易读》2024年第2期。东莞图书馆有该书的纸本馆藏，索书号为K207/316，欢迎借阅。

《易读》电子版获取方式：

1、东莞数字图书馆首页——易读

2、东莞学习中心首页——易读

图片引用来源：

[1]光明日报，2017-02-25，山西陶寺考古又有重大收获(图)

[2]北京晚报，2021-05-25，“考古没有那些悬疑和惊悚”, 二里头考古队长讲述20年亲历往事

供稿：业务部

素材编辑：张宽路

总编辑：陈柳红

初审：张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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