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我再次离开东莞清溪，披一蓑烟雨，赴一场修行。从韶关到揭阳，从驻村到驻镇，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职责转变，使命更新，但情感同样滚烫，初心依然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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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进驻时正值暑假，趁着学生在家，我们抓紧时间遍访了全镇3户防返贫监测对象，包括小月（化名）家。

小月家是低保户，3口人。小月的父亲59岁，在本村从事保洁工作；小月和姐姐均为在读大学生。

走进夹在两幢楼房中间的小平房，一股潮湿的味道扑面而来；两间卧室、客厅、厨房和厕所，共约60平方米；客厅里日久色衰的藤椅和漆面斑驳的小茶几，似乎和村委会赠送的电视机差了两轮年纪；厨房虽小，却因家当少反而显得空旷。

小月的父亲一直陪着笑，杵在那里不说话，似乎他是客人，等我们这些主人招呼。我请他坐下，看见他黝黑而粗糙的手臂上布满细小的裂纹，褪色短袖的肋褶上有个黄豆大的洞。  

我问他：“可以进你的卧室看看吗？”他没有回答，把目光投向小月求助。小月红着脸说：“最好不要，里面没法落脚。”我没有进去，脑补出幽暗杂乱的画面。

小月父亲的工资、全家的低保金和村集体扶贫产业分红加起来，一年约4万余元。再加上学校发的助学金和姐妹俩申请的国家助学免息贷款，国家的帮扶政策基本能保证一家人生活和两姐妹读书。

得知小月大一学年通过勤工俭学挣到2952元，并获得学校的三等奖学金（金额1000元）后，我决定自掏腰包奖励她4000元；并承诺，在她求学期间，只要她每学年勤工俭学挣到1000元以上，我奖励她3000元；只要她获得奖学金，我奖励她同等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元）。也就是，我将以每年不超过5000元的标准对她实施以奖代捐。

回来的路上，同事坦言不理解：“我很感动，但我肯定做不到。”

我说：“在小月家里，我反复强调说明这是个人行为，一是不想他们误认为这是政策规定，二是不想你们误认为我要你们效仿。”

不理解是正常的。按工作标准，他家已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按工作职责，没有义务自掏腰包办公事。

但是，背井离乡来帮扶，难道只为完成工作任务？

对我来说，4000元不算多也不算少。可以游几个城市，吃几顿大餐，或是留在账户里增加安全感。我的笔记本电脑用了5年多，运行新版PhotoShop时，经常因显存不足而闪退，早有换新机的想法。我现在打开购物软件，首页必定推送最新款的MacBookPro。大数据知道我看过很多次，一直在勾引我下单。现在我已经决定让旧电脑继续服役。

小月或许两年后就能“赚”走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虽然心有不舍，但更希望她能做到。这样她可以少贷点款，多买点书，或者为青春添几件新衣服。我愿意划掉这笔消费，为她的努力加油。

直到晚上，小月还没接收我的微信转账。我发信息给她：“这是我对你身处困境而自强不息的敬意，希望你好好读书，好好生活，等自己有能力照顾自己和父亲后，让爱接力传递。”

她回复：“我会好好读书，好好生活，摆脱困境，以后像您一样帮助他人。”

购买电脑和激励小月都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一部新电脑可以带来几个月的愉悦体验，一个孩子的成长能够吸引长久的期待。在我看来，后者更划算。

这笔“账”的算法，可以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遗憾最小化框架”来解释。他说：“我想象自己到了80岁的年纪，然后回顾人生，我会想要尽可能地减少过往的遗憾。我知道，当我80岁的时候，我不会后悔曾经尝试过这件事。”

多年以后，我回首往事，想到自己曾经为了激励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而放弃一部垂涎已久的电脑。我肯定没有丝毫遗憾，反倒会嘴角轻扬，心旷神怡。在经历一些匪夷所思的风波后，我仍然决定报名参加帮扶，也是想让人生的遗憾最小化。

小月的姐姐明年毕业。我们工作队的朱志成是清溪镇人社分局业务股股长，立即为她提供就业指导。

我与姐妹俩达成一个协议：由姐姐牵头制定一个改善家居环境的方案，按不超过10000元的预算，通过购买衣柜、置物架等基本家具和冰箱、热水器等电器，让家里看得顺眼、住得舒服。前提是：下个学期，姐姐考到审计证，妹妹拿到奖学金。我有一些朋友很乐意为困难家庭提供助力。所以，只要姐妹俩完成绩效，方案就会成为现实。

人生在世，为碎银几两东奔西走，着实无奈。

温饱之余，散几两碎银利人悦已，亦可怡情。

当然，怡情有个前提——能“计算”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