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百年，中山又一次以百货为载体，驶入上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籍华侨郭氏兄弟等在上海创办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开创了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河。今年1月31日至2月2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上海”活动集中展示超过200家中山企业的780款产品，将湾区智造、岭南风味打包入沪。

“上海是一座五方杂处的城市，在开埠早期，按照祖籍来看，苏南、浙北的人口数量分居前二，千里之外的广东人则跻身第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南方+记者采访时指出。李天纲熟稔海派风土人情，相关代表性著作包括《文化上海》《人文上海》《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

李天纲进一步指出，在广东人中，香山人（历史上的香山包括中山、珠海、澳门三地）较早较多赴沪生活，并在商贸、实业、文娱以及政治等方面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上海开埠初期，就单一县份而言，与苏州吴县、宁波镇海相比，香山商人的作用显著，甚至超过其他县份。”

眼下正值“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上海”活动，南方+记者专访李天纲，探寻中山与上海的商业联结与文化渊源。

南方+：香山人出于什么原因到上海生活？

李天纲：自明嘉靖年间，葡萄牙商人开始在澳门租借地皮。不同于广州的十三行，这里是全年通商。在这种情况下，香山人就与葡萄牙人建立了贸易关系，同时也对欧洲的事物、语言和文化习俗更加了解。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人逐步取代葡萄牙人，香山人也有接触学习英语的机会。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次年，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开埠，十年后就成为了当时进出口贸易总额最高的中国城市。在外贸中心转移的过程中，有买办经验的香山人不成建制地到上海发展，有的是自发过来，有的是跟着外国商人一起来，当时上海还有一句话来表达对香山人赚钱之易的羡慕——“千金顷刻可得”。广东人也非常团结，如果因台风、瘟疫乃至战争出现难民潮，设在上海的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也会救济同乡，为他们提供来上海的旅费。

南方+：来自香山的创业者被称为“香山商帮”，以香山商帮为代表的香山人对上海的商贸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天纲：洋务运动的时候，上海的零售业就起来了，但这时候还没有从中看到香山商帮的力量。到辛亥革命以后，香山商帮就开始投资零售业，且不是分散的小商小铺，而是盘踞在南京路上的大型百货公司。自1917年到1936年短短二十年间，香山旅澳华侨先后创办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家大规模华商百货公司。这一段时期也基本是上海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新兴的消费群体崛起，习惯和趣味也更为开放和世界化，恰好香山商帮的优势又在于跟海外市场的紧密联系和采购能力，这也是四大百货公司风靡上海滩的部分原因。

香山商帮在百货业成功之后，受当时崇尚实业风潮影响，他们也投身资金要求更雄厚、技术要求更强、经营管理能力要求更高的实业。比如，永安公司就分为永安百货，零售的盈利就转化为产业资本，投入到永安纺织。当时，上海最好的棉纺织企业除了英资的怡和，就是永安了。此外，富有的香山人对早期上海的金融业也有影响，香山、苏州、宁波和山西等地的商人都投资过商行、银行和洋行。

南方+：除了商贸之外，香山人对上海还有哪些影响？

李天纲：在我看来，提到香山人对上海的影响，“香山帮”更为准确。除了商贸之外的香山力量，香山人在政治、实业、文娱等多个方面也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上海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建国方略》就在香山路7号写成，这里现在也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唐绍仪也是政治方面的一个例子，他在南北议和的时候，被袁世凯委派为北方全权代表，议和地点也是在上海。中华民国成立，他又是第一任国务总理。还有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他在1878年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股份制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

谈到文娱方面，代表人物就是阮玲玉，她也是香山人。另外一个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记者注：上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采访赴美的王云五，说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他不是江浙士大夫型的读书人，而是一个啃英文字典的新派学者。

南方+：如果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能够被量化、被评价，如何评价香山对上海的影响？当下，上海与中山应该如何延续并加强两地交流？

李天纲：上海是一座五方杂处的城市，在开埠早期，按照祖籍来看，苏南、浙北的人口数量分居前二，千里之外的广东人则跻身第三。在广东人中，香山人比较早、比较多来上海发展，在上海开埠初期，就单一县份而言，与苏州吴县、宁波镇海相比，香山商人、名人对上海经贸金融以及文化的影响显著，甚至超过其他县份。

未来，上海和中山可以加强文化沟通，尤其是在名人故居建设方面。比如说，上海虹口最近找到唐绍仪的一处故居，这种共同的纽带就比较适合两地共同打造，对两座城市也都具有意义。文化交流对两地关系有着积极健康的影响，也能成为经济交流的先导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