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本无形迹，是人类以精密的齿轮与发条，为它锚定了刻度。

回望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浩荡长河，在中西方日益频繁的交流交往中，珠江畔悄然咬合的机械滴答声，以一种温和却深远的方式，刻录下了文明交汇的另一种风景。

大航海时代，人类对“测度时间”的极致追求，在古老的东方，催生了一场中西科技与艺术的精密交响。

2024-2025年，广东省博物馆曾举办“璀璨时光——清代广钟精品展”，将这曲定格的机械乐章，重新唤醒。

“广钟”指清中前期广州生产的时钟类计时工具。它是清代中国自主制造的能够精确标示时间且工艺复杂的机械时钟。在“西学东渐”历史大潮中，广州凭借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将域外技术与本土智慧熔铸一体。作为名扬四海的早期“广货”代表，广钟生动见证了广州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屹立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前沿的器物丰碑。

超级链接者：大航海时代的“广州时间”

技术的流转，往往伴随着资本的蹚路与贸易的扩张。

中国探索机械计时仪器的时间早，技术迭代相对较慢，广钟的出现依赖于外国技术和商品的输入。最早将西洋时钟带到中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明万历九年（1581）春，他从澳门来到广州，将一块机械表送给总兵黄应甲。万历十年（1582）底，罗明坚、巴范济在广东肇庆向两广总督陈瑞献上自鸣钟等贵重礼物。陈氏非常喜爱这些新奇的洋玩意。

文明初遇需变通。罗明坚当时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按中国习惯把欧洲一日24小时改为一日12个时辰，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此举赢得了中国官员好感，为传教事业提供极大方便。西洋钟传入不仅是中国计时系统的变革，更是中西交流的“敲门砖”。

一“砖”叩门。而政策的倾斜，则彻底激活了广州的制造底盘——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发布上谕：“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清政府“一口通商”的决定，让广州垄断中西贸易长达85年。此后，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船只仅被允许在广州贸易，广州因此成为中外贸易的“超级链接者”。

中外货物云集，巨大的市场红利为广州手工业插上翅膀。

明清时期，广东手工业和商业已十分发达，形成了广州、佛山和潮州三个手工业中心。广州地处东江、北江、西江交汇处，是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也是岭南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手工业城市。这为广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熟练的工匠为产业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各类零部件和原材料易于获取，为组织生产提供了便利。

跨越重洋的“接力”：齿轮咬合处的中西文明互鉴

文明的交流，不仅有货物的吞吐，更有跨越重洋的匠人接力。

在西洋时钟传入早期，广州工匠就开始参与生产。罗明坚到达肇庆的次年（1583），利玛窦专门从印度果阿带来一名造钟匠在肇庆生产时钟。广东官员调集两名技艺高超的匠人协助，开启了西方时钟制造技术在中国传播的先河。

随着航线变得热络，技术的在地化转移加速。清代前期，西方商人从伦敦运来机械设备，并派遣熟练工匠在广州建立作坊。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马金图斯在广州开设了钟表工场；另一个工场为18世纪伦敦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的后人所开；马戛尔尼使团的瑞士籍钟表匠也留在澳门并来广州工作。

风云际会处，更有审美的交融。西方匠师带来大量域外文明元素：古希腊、古罗马风格圆柱（含爱奥尼亚式涡卷和科林斯式草叶纹饰），拜占庭文化的穹隆顶和马赛克壁画，以及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等建筑风格，皆大量运用在广钟装饰上。

在这场交汇中，中国工艺技术也得到补充与完善，尤以珐琅工艺为甚。早在13世纪末，阿拉伯珐琅便传入中国，形成明代盛极一时的“景泰蓝”工艺及作品，但广钟使用的透明珐琅却另有渊源。

据故宫研究员郭福祥考证，透明珐琅是“将透明釉料施于金属胎体之上，经烧制后形成一种可透视胎底、明暗变幻的珐琅艺术作品。最早出现于13世纪意大利锡耶纳……在中国这种珐琅一直没有引起关注，直到18世纪才有在地的制作实践，是各类珐琅中最晚传播到中国的品种”。

面对这项西洋绝技，清代广州工匠迅速将其本土化。从存世的广钟可见，工匠们自主研发出硬透明珐琅，将其广泛点缀于表盘四周。泛着蓝、绿光泽的莹润釉层，不仅让底部的铜錾花纹理纤毫毕现，更像时光的封印，抵御了岁月侵蚀，令器物历经百年依然明艳如初。

先因后创：从器物模仿走向“中国智造”

真正的吸纳，是在模仿后的重塑。

西洋机械时钟和配件在广州上岸集散，加之广州工匠众多，广钟生产历经了模仿、消化、创新的经典“工业化”路径。制作初期，核心零部件依靠进口，造型功能学习英国钟等西洋时钟。但随着工匠的成长，广钟的自主性不断增加，广州工匠不仅能制作外壳，还学会制作表盘、机械报时及表演系统等核心零部件。

如此，当核心技术被掌握，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时间表达，也应运而生。在造型艺术上，广钟整体外形多采用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或葫芦、花盆等吉祥器物；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对内部机械自动人偶的改造。工匠利用多盘塔轮或发条带动齿轮系统，将西洋机械表演系统充分中国化，使其能定时展示“万寿无疆”“天官赐福”等条幅，以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等对联。当时广钟的技术水平已接近同时期欧洲制钟水平。

材料的跨界同样是一大壮举。广钟不仅大量制造铜镀金时钟，还广泛使用紫檀、酸枝等珍贵木材。此外，“土玻璃”的运用藏着生动的互鉴细节：据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吉兰记载，广东艺术家“确在竭力搜罗欧洲玻璃碎片，然后将之舂烂，置于熔炉再度熔化”制作器物。这些玻璃被精妙制成广钟内的水法柱，通过齿轮旋转表现水流升降的风景。

技艺的淬炼并非一蹴而就。起初，广钟的制作远不能令皇帝满意，乾隆曾特意下旨叮嘱：“务要实在洋做者方可。”然而，随着工艺不断完善，广钟质量日精，延至嘉庆时期，广东粤海关已“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这种从被要求“洋做”到凭实力岁岁进贡的反转，清晰勾勒出“先因后创”的演进线索。

广钟竭尽所能的原创性发展，充分显示出“中国智造”的早期萌芽与持久魅力。

机巧背后：一场擦肩而过的工业晨光

然而，发条虽紧，历史的车轮却在古老的帝国面前渐渐滞重。

广州工匠在消化欧洲钟表结构的基础上制作广钟。为保证计时准确，他们吸收西洋钟的“塔轮芝麻链”结构，“非常巧妙地规避了发条动力不均匀释放的弊端，确保了走时的准确”。广钟的机械装置，包括擒纵系统、表演系统等都是在学习西洋时钟技术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自主化的。每一座广钟都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实例。

器物的吸收堪称完美，思想的壁垒却依然森严。

在这场跨越重洋的交流中，广钟不仅是精妙的器物，更像是一面折射历史局限的镜子。西洋自鸣钟虽打通了交流壁垒，但广钟并未引发清朝统治阶层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关注，中国社会仍沿着传统的道路缓慢发展，走向“过密化”。

当欧洲借计时仪器测算经纬，清廷沉醉于机巧。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曾指出：“中国人虽然在特定几种手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这何尝不是一声沉重的时代叹息。若明末清初的西方先进技术，能引起统治者充分重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或许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交流，文化必须互鉴。

历史的指针无法倒转，但昨日的得与失，依然在今天激起回响。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网络使得寰球“同此凉热”。广钟不仅是打开中西方交流大门的“钥匙”，更是中国“工匠精神”与“早期智造”的实物印证。在“广货行天下”的今天，重温这段滴答作响的贸易史，是璀璨时光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图谱。

[作者吴昌稳系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编者语】

当时代加速，必有浪潮涌动，亦有指针流转。“西学东渐”激荡在近代的海岸线上，既是文明的破壁，更有关乎生存与尊严的百年图强。

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复旦大学戴鞍钢先生带我们重返黄浦江畔。轮船招商局的汽笛声中，岭南商人以务实与胆识入局其间，撬动旧秩序的桎梏；江南儒雅与岭南血性交汇，拓开向海而兴的新格局。

广东省博物馆吴昌稳先生，则在广钟的方寸天地里，照见另一种静谧的角力。大航海时代的雄心被拆解成齿轮，在中国工匠指尖重组。所谓丈量时间，也是定义自我，完成从模仿到自主的觉醒。

破浪而行的巨轮，与分毫不差的刻度，看似各在一端，却同为时代剧变留下的锚点。它们提示我们：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覆盖，而是在往复间彼此塑造。世界的尺度由此被重新理解，本土的筋骨，亦磨砺出愈加挺拔的轮廓。其间所积，渐次汇成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