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货行天下”是一个深植于岭南文化血脉基因的发展命题，既是时代的强音，也有历史的回声。“广货”之所以能“行天下”，不仅在于品质实力的声誉基石，还在于有着两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淀，在货品行销天下的世界脉络里，汇聚成贸易与文明的恢弘交响。

一、贸易与文明的二重奏

作为一个全球的文明枢要，实际上依托于地理优势与贸易往来。贸易枢纽往往也会铸就文明枢要，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普遍性

关于广东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近代岭南先贤梁启超曾有精辟的论述。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北京，在出席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时称：“以一国之大而划分为各地方，则各地方自必各有其特色，则常相与集会讨论，发挥其特色以贡献于国家，亦地方人士之责任也。”那么广东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在梁启超看来，“吾粤僻外岭海，与中原邈隔，故在数千年历史上观之，其影响于国家政局者不甚大。虽然，以世界的眼光观之，则吾粤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也。”他寄望广东人能自认这一地位和担起责任，“可以有光于国也。”

所谓世界“传播思想之一枢要”，也就是文明交流的枢要。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古时代吸纳印度佛教文明而生成一种新哲学，明清之际吸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明以启近代科学的端绪，均与广东有着极大的关系，“皆取途于广东”。因此，广东可谓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流的枢要，从而能够成为不同文明互鉴生成文明新形态的枢要。

“广货行天下”的历史底蕴

作为一个全球的文明枢要，实际上依托于地理优势与贸易往来。“广货行天下”就是一个基于区域优势但又瞄向天下的宏观视野的命题，这都要从更大视野下认识广东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地处滨海地域的广东而言，自古以来就有先人们为了拓展生计，向海而生，凭海而立，因海而兴，开辟了中国人近海航行的海上交通之路，故而称广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滨海而居的广东先民，在生计与生存的原始欲望驱使之下，不断沿海走向远方。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千年的广东岩画中所描绘的海船，已能使用原始的桅和帆，利用风力和洋流推动船只航行。东来西往的海船上，不仅运载着各个地域的陆地特产及海洋捕获，逐渐形成一条稳定的贸易路线，而且也将各个地域人们的巧思营构植入物质生产，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因此，海上交通之路不再是单纯的生计与贸易逐利，不同地区的文化观念也随着人群的流动而交换，两千多年来谱写了雄浑激昂的贸易往来与文明交流的二重奏。

需要指出的是，枢要的意涵更在于作为中心向周边的牵引与辐射，即当下经济学所言的关键支点所产生的辐射力、集聚力、引领力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两千多年的广东对外贸易与文明交流历史，一直在演绎和呈现这样的历史意涵。这便是“广货行天下”的历史底蕴。

众所周知，从秦汉以来，广东当地所产的广货及全国各地转运而来的陶瓷、茶叶等中国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走向东、西洋世界。而域外的商品及文明也常常通过广东走进民间、宫廷乃至历史书写。例如西汉南越国的文王墓出土的银盒，众多学者研究一致认为，其造型与纹饰与汉以前中国手工艺品风格迥异，而那种用锤鍱法在金属器上压印出凸瓣纹的手法是在古波斯兴盛的工艺，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亚述帝国。

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不仅解决了滨海人群的生计，也逐渐支撑起中原王朝的国库。西汉时期司马迁所作《史记》的《货殖列传》就记载天下九大都会之一的番禺是“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凑”即聚集之意，而《说文》的解释为“水上人所会也”。到了东汉时期，班固所著《汉书》的《地理志》对这一带的记载更加丰富，称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这表明，经由广东而贸易所得的海外商品，不止为岭南本地人所有，已然能够贡于宫廷和交易到中原大地。此后历代王朝的正史中不断记叙南海一带以广州、交州为中心，能够“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贸易枢纽铸就文明枢要

贸易往来不是一方的生计与谋利，而是双方的互利共赢，更为文明交流搭建起坚固桥梁。正因如此，贸易枢纽往往也会铸就文明枢要，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普遍性。

作为外来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古时期外来宗教来华的重要渠道之一便是海上经由广东输入，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佛教。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佛教虽早已至，然自广东海运开，往还特便，高僧接踵至，其助发达不少。若达摩之留粤，今粤城有西来初地，即达摩最初之迹也。后即传钵于粤人，六祖慧能，其影响于宋明学界者尤大也”。六祖慧能也被广泛认为是古代广东籍中少数能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关系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也是近人较早指出粤人粤地对宋明理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他的着眼点不仅在于佛教的传入，而在于中国人的吸纳与转化，表彰称：“昔佛学之入中国，经智顗、元奘、六祖之徒发明之，自成一种中国之佛学，非复寻常之佛学。”经中国人发扬光大的“中国之佛学”，影响不限于宗教界，而且对于重塑新儒学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后辈的陈寅恪晚年寓居岭南，同样秉持这样的论点。1933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论称：“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新儒学何以产生？陈寅恪认为是韩愈启其端，借鉴了新禅宗的形成路径，对汉唐以来的儒学传统进行改变，建立道统以证传授之渊源，从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

至于韩愈何以能够形成这样的认识？陈寅恪认为是在广东所受的文化影响，称：“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所谓“浓厚之环境气氛”，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何以六祖慧能创建新禅宗。这正是广东作为华夏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汇地的文明气氛，即重视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乃至创造一种新形态。

二、广东与西学东渐

伴随大西洋各国贸易者来华的还有西学东渐的潮流，这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明转型和重塑。明末清初之际，一批欧洲耶稣会士纷纷随船来华，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

随着唐代中期以后对外经营的重心南移，特别是市舶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使得民间开拓的海上交通逐渐整合到朝廷的国家治理和历史叙述之内。安史之乱爆发后，陆路上的丝绸之路虽未完全断绝，但中唐以后经海路的中西贸易往来则越来越频繁和兴盛。

文明转型和重塑由此开启

广东地处中华文明与外来海洋文明的咽喉要冲，这一方面意味着广东是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海上前沿地区，另一方面也使广东潜在成为西方列强从海上抵达中国的首选地。特别是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广州又成为西洋商人来华贸易通商的唯一口岸，是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形式、文化形态的冲突之地，这也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从广东开始埋下伏笔。《清史稿》称“欧舰东来，粤东首当其冲”，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伴随大西洋各国贸易者来华的还有西学东渐的潮流，这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文明转型和重塑。明末清初之际，一批欧洲耶稣会士纷纷随船来华，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这些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西洋新发展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科技知识。他们往往也是先到广东一带活动，如利玛窦（MatteoRicci）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教廷派往中国传教，抵达澳门后即在广东肇庆、韶关等地活动，后来才北上南京、北京。他向中国朝野之间传播欧洲的几何学、地理学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对中国影响尤为深远。

作为清代海外贸易的枢纽，十三行商人所获取的既有商业的利益，也有西洋文化的先声。如嘉庆年间十三行总商潘有度曾写下20首《西洋杂咏》，抒发对洋人、洋风和洋事的观感。他还接待过美国波士顿商人提登。据提登记载，潘有度收藏了一些当时最好的英文世界地图和航海图，还在图中国家、大城市及海港等地英文名旁标注了中文名字。在这次晤谈时，他们还讨论过欧洲正在发生的拿破仑战争的话题。《西洋杂咏》中也专门提到“外洋争战，廿载未靖”，以评述拿破仑战争的历时之长。这或许是中国人最早关注到拿破仑战争的文字记载了。

走在“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前列

在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因缘于贸易体制和物质交流，处在广州口岸的中国人走在了“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前列，较早注意到口岸城市的文明新气象，如医学、医院和新式学校。

其实，西洋医学的部分知识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就开始随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后因雍正年间禁教政策的影响，很难再通过传教的途径来华。文艺复兴以后，西洋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实验医学、病理学等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至19世纪前期随着中西贸易传入广州口岸。与明清之际相比较，这一次的传入模式改为借行医以传教，最先引起中国人瞩目的是牛痘法的传入。英国医生将牛痘法传播到广州后，一批中国人也努力学习牛痘法接种技术，其中以南海人邱熹最为著名，三十年间为人种痘达到一百万例。牛痘法在广东地区的传播，无论是对中国医学的进步，还是对于人民的健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西洋医学在全球统治性地位的形成，不仅有其科学知识体系与技术的支撑，而且还依赖其组织系统与机构的普及，也就是西式医院、医学会、医学院等组织机构。19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来华人士先后在广州口岸建立起西式诊所。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医院，无疑是1835年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创建的广州眼科医院。

广州眼科医院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开办不久就获得中国人的信任，来就医者人数众多。据称，林则徐本人也曾因患疝气间接向伯驾求医，耆英也因皮肤病向医院求诊。该医院在鸦片战争期间一度停业，1842年11月复业后改为综合性医院。医院原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毁于战火，另租南关房屋改设医局，1859年重新开业，后正式定名为博济医院。该医院于1855年开始招收中国学生学习医学，1886年秋接收孙中山先生入院学医。历经民国时期改制，现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广州眼科医院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掀开中国人留学史上关键一页

语言文字是中外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工具，是“睁眼看世界”的基本媒介。随着中西贸易的不断发展，“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越来越难以满足其交流需求。19世纪以后，陆续有中国人从广东等地前往境外求学。

林则徐在广东筹谋应对英人的侵略，收集信息过程中所依靠的语言人才就是那些曾到海外求学的学生和来往于海上世界的其他青年。其中就有在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编写过英语口语手册的袁德辉。马六甲英华书院，是英国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作为先驱者，他于1807年9月到达广州后，敏锐地注意到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因此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着手翻译工作和编纂字典，最终编成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华英字典》。

1818年，马礼逊和伦敦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联合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按照计划书，这所学校“施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字。一方面令欧籍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使恒河以东国家的学生学习英文和欧洲的文学、科学”。这是早期中国人赴境外接受英文教育的发端。学成的中国子弟们，如梁发、何进善、吴文秀、宋佛俭、袁德辉等人，后来在广州口岸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的广州和澳门一带还比较缺乏教授中国人英文的学校。

1834年8月，马礼逊逝世。为了纪念他的伟大事业，1835年，他在广州和澳门的朋友们倡议成立一个以他姓氏命名的教育团体——马礼逊教育会。马礼逊教育会以在中国设立学校、促进教育为宗旨，后在澳门成立马礼逊学校，并向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学校发函，请他们代为物色教师。该会中人在返回美国时，找到了正在纽约聋哑人学校教书的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请他到中国做教师。1839年，鲍留云到达广东，数年间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活动，主要职责就是担任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和教师。1846年冬，他带着在马礼逊学校读书的容闳、黄胜和黄宽离开中国，送他们在美国继续接受教育。这正式掀开了中国人留学史的关键一页。

1912年，梁启超曾经感慨道，明清以来，如“利玛窦辈输入各种科学，皆取途于广东，至今黄黎巷有其遗宅焉。若夫近年，海舶交通数十年来所谓讲学洋务者，实以广东人士为中心点，今日思想变化之速，广东人与有力焉”。这不免有夫子自道之意。事实上，这也是对广东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之于近代思想界影响的如实概括。

三、文明交流互鉴的愿景

作为文明交流的桥梁和坚实支撑，“广货行天下”所搭建的不止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贸易平台，更为互通开拓人类文明的宽广视野贡献广东智慧和力量

因缘于地理位置与海上交通的天然优势，广东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与西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枢纽，即所谓的“得洋气在先”。近水楼台先得月，近代广东先驱者早染西洋之风，不仅笔述了西洋各国的史地与礼俗，而且积极地从广东看世界和走出去看世界，描绘出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变革中国的时代画卷。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当年的局中人梁启超曾表达出一种乐观心态，描述了西学东渐的文明愿景。1899年，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称：“他日欧学入中国，消化于中国人之脑中，必当更发奇彩，照耀于全世界，自成一种中国之欧学，非复寻常之欧学者，此我中国人之擅长也。”他认为“中国之欧学”的诞生，必将是“外之则受欧洲输入之种种新学，内之则因国民所固有历史所习惯的周秦古学，而更加发明”的文明结果。这实际就是中华文明与西洋文明融合之后的一种全新文明形态，也正是中国未来应当创造发展的文明新形态。

回望千年外贸史和中华文明史中的广东贡献，无疑让今人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与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近年来广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作为文明交流的桥梁和坚实支撑，一直以来“广货行天下”所搭建的不止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贸易平台，更为互通开拓人类文明的宽广视野贡献广东智慧和力量。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以经贸合作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透过广东这一窗口领略中华文明之美，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描述文明交流互鉴的愿景。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三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广东作为“文明枢要”的历史意涵和时代价值，能让我们更加读懂开放包容之于文明发展、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努力推动全球文明倡议从美好愿景持续转化为生动实践。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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