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浪潮中的命运转向

1978年，在东莞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了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打工”时代。有数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超过两亿人次在东莞工作生活过，这片土地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接纳了一拨又一拨寻梦者。

东莞的打工潮催生了真正的劳动者创作群体，为最初的打工文学拉开了序幕。20世纪90年代，柳冬妩怀揣着对文学的懵懂热爱，从内地乡村来到东莞，成为南下打工大军中的一员。没有高学历的他，白天在流水线上劳作，晚上挤在出租屋里读写。“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有一本刊物发表自己的文字。”东莞的包容给了他机会，他从厂报通讯员做起，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对打工生活的体悟，逐渐成为打工文学杂志《南飞燕》的编辑，后来更成长为广东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东莞最难得的是，它不问你的出身，只看你的能力。”

邝美艳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2001年，中专毕业的邝美艳经学校推荐来到东莞黄江的台资企业，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每天站十几个小时，重复着冲压、烤漆、组装的工序，车间里的噪声震得人耳鸣。枯燥的劳作没有磨灭她的文学梦，她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利用下班后的时间练打字、写文章、啃自考课程，逐步转型为企业文化专员，出版了散文集《流水线上的青春》，如今已是上市公司三友联众的董秘。“东莞是我的福地，在这里，只要你肯努力，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她的命运轨迹像是一部一路上扬的奋斗史，而文字则是她记录人生与城市变迁的载体。

在东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1994年，曾为民为赚取结婚彩礼从江西来到深圳，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当时深圳特区报、晚报都经常发我的稿子，稿费比工资还高”。后来他扎根东莞石材行业，25年间从文员做到管理层，参与过阿联酋皇宫酒店等地标工程。石材成为他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文学的石材厂，没有一颗抑郁的石头”。占有兵1995年来到东莞，从工厂保安做起，后来省吃俭用买了第一台二手相机，利用工作之余穿梭在各个工业区，拍摄打工者的工作与生活。20多年来，他拍摄了100多万张照片，记录了东莞从密集型加工到智能制造的转型，也记录了万千劳动者的喜怒哀乐。如今，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还去国外办过影展，被称为“中国制造背后的真实记录者”。

曾为民

劳动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文艺则是他们安放精神的家园。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劳动者、创作者，带着各自的故事扎根东莞。城市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而他们则用劳动建设城市，用文字、影像记录时代。他们的扎根之路，正是东莞无数劳动者与城市共生的生动写照。

人间烟火里的文学生长

在东莞，文学创作从来不偏安于象牙塔一隅，而是生发在流水线、烧烤摊、工业区的人间烟火中。用东莞市作协主席胡磊的话说，这些创作者以真实生活为底色，“往往对文学毫无功利目的，有的是内心向善向上，有的是微笑向暖、岁月静好。他们用纯粹的笔触书写平凡生活中的温暖与烟火气”。

温雄珍

温雄珍的故事里，苦难与诗意共生。年幼丧母、小学五年级辍学的她，15岁就来到东莞打工。命运的磨难接踵而至，丈夫车祸骨折，多年无法正常工作；她勉力拉扯三个孩子，白天在市场摆摊，夜晚在烧烤店兼职做服务员，每天忙到深夜才能回家。

诗歌成为她的精神救赎，“如果不写作，我可能早就崩溃了。”在忙碌的间隙，她在手机备忘录、QQ空间、诗歌论坛里记录灵感。烧烤摊的炭火、工厂旁的玉米乃至一块不起眼的小花布，都成为她的诗歌素材。

“没有人能将心怀火种的人，摁进黑夜 / 黑夜的密度，略等于 / 一块炭的密度。”“不知这几株玉米是如何存活下来 / 它们现在正饱饮着下午的一场雨水 / 在黄昏的夕照中，它们绿得/没有一点绝望。”即便生活困顿，温雄珍的文字里始终透着坚韧与希望。

创作让她在城市夹缝中得以安放自己的身心。在东莞文联的扶持下，她的诗集《在炭火上安居》出版，还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2025年，“岭南视频”上线了“寻找素人写作者”系列纪录片，第一集拍摄的就是温雄珍。她的诗句“一定要听一株草的尖叫”道出了底层劳动者的心声，更成为系列纪录片的开篇标题。

占有兵用影像为劳动者立传。做过多年保安，他深知打工者生活的种种况味。他拍打工夫妻休息日带着孩子外出购物，中途坐在长椅上歇脚；他拍工业园区外面的流动菜摊，在打工人下班的前几分钟悄然出现，大约半小时后又迅速消失；他拍工厂的集体宿舍，打工人在床边围上一圈布帘，为自己圈出一方相对私密的小天地；他拍女工们下班后去英语补习班，逼仄的教室内满是对知识的渴望，因为学成后有机会转去外贸公司“挣大钱”……他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了“东莞制造”背后最真实生动、最接地气的劳动者身影，也为东莞的新大众文艺增添了独特的影像力量。

身为女性，邝美艳始终细腻地观察着工厂里的生活细节。“夹克式，粗灰麻，衣领和袖口处深蓝，左胸前印着公司的标志……细看，裸露的线头长短不一，爬行的针脚参差不齐。拿在手里，轻飘、软沓、粗糙，尽管有一层薄如蝉翼的内里。这是东莞工厂中极其普通的一件冬季工衣。”曾为民的诗歌则源自他与石头相伴的25年。“最好的人造石/不过是建筑的皮肤/任意一块天然石/都是世界丰富的表情。”在他的笔下，石头不再是没有情感的工业材料，而有了温度与生命：罗马洞石的天然孔洞是“时光的呼吸”，红砂石的斑驳纹理是“传统的年轮”，拼接而成的拼花是“劳动者的指纹”……

在东莞的人间烟火里，无数这样的素人创作者，清洁工王瑛、送气工唐春元、模具工马益林……他们与温雄珍、邝美艳、曾为民一起，让文学在坚实的大地上生根、生长。劳动滋养了他们的创作，创作也让他们的劳动被更多人看见、理解与尊重。

时代变迁中的文化回响

东莞的新大众文艺，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时代变迁、城市发展、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创作者们的文字与影像里，既有个人命运的起伏，更有时代发展的脉搏。

邝美艳初到东莞时，所在的台资企业以手工加工为主，“那时候车间里全是人，每一道工序都靠人工”。但后来，随着东莞制造业从“三来一补”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她所在的企业也引进和自主研发了自动化生产线。

三友联众的董事长、创始人宋朝阳回忆，他早年创业时，流水线依赖人力完成冲压、装配等工序，不仅效率有限，还存在工伤风险。如今，手工装配变成自动化生产，机械臂取代了手工操作，曾经需要数十人的生产线，现在仅需两三个人操作设备即可完成全流程。而企业也从初期模仿国外产品、靠专利过期产品打开市场，到现在拥有近600项专利，自主研发制造了10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

类似的变化，被曾在东莞打工的知名作家郑小琼记录在《从一台机器开始》一文中：“那台1972年制造的机器早已被淘汰。他们购置了国际以及国产的先进设备，还自主研发了一些新机器，通过优化程序，效率大幅提升。……如今，这里的工人转型为手机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工人，企业也已完成从零件加工到成品制造的全产业链转型。”

清洁女工王瑛在东莞卢屋村生活多年，东莞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点点滴滴，在她的笔尖徐徐展开。“虎门这个小镇，每个世纪的到来，是时间说了算。高铁、地铁、轻轨，这些年迅速进入卢屋村。村子没有了村庄的面貌，过去它的名字，现在依然是‘卢屋村’，让走失的人、离世的人、来过卢屋村的人，能寻找到这个地点。”

王瑛

而占有兵拍摄的照片，则从影像层面见证了东莞从“世界工厂”到“品质城市”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他拍摄的工业区里，低矮的厂房、拥挤的宿舍、忙碌的打工者，构成了东莞的主要面貌；2000年后，他的镜头里出现了现代化厂房、文化广场和生态公园。这些变化让东莞不再只是一个打工的地方，更成为一个可以扎根生活的家。

在文艺的映照下，劳动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与确认。那些曾被视作平凡琐碎的日常，因书写而更富意义；那些曾被忽略的劳动者面孔，因影像而被时代铭记。文艺中的劳动，不仅记录着劳动者的付出与创造，更唤醒人们记得，劳动本身就是值得被书写、被铭记、被尊重的存在—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为深沉的价值所在。

电子厂的集体宿舍 占有兵 摄

这种同频、共生关系，让东莞的新大众文艺拥有了持续的生命力。柳冬妩观察到，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这些素人写作者经历了从苦难叙事到多元表达的转变，更具时代烙印，题材更广泛，表达更成熟，“书写前所未有的世界巨变、时代巨变、生活巨变和内在生活之变，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

城市滋养下的文脉传承

这些劳动者对创作的坚守，离不开东莞这座城市的托举和滋养。

从《东莞文艺》《南飞燕》等早期打工文学刊物，到如今的《东莞日报》“新大众文艺”副刊、东莞市作协主办的《东莞作家》微刊，东莞为创作者提供了诸多发表平台；从创作扶持资金到鲁迅文学院的学习机会，从改稿会到文学研讨会，完善的培育机制让创作者得以成长。

“新大众文艺”副刊编辑沈汉炎告诉《中国工人》，副刊于2024年5月创刊，每周一期，专门刊发素人创作者的作品，创刊短短几天就收到大量投稿。“我们的稿费虽然不高，但对素人创作者来说，重要的是被看见。很多人发表作品后，很快就加入了市作协，有了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当然，这样的变化也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扶持。东莞市作协主席胡磊介绍，此前，东莞出台了《新莞人作家、艺术家入户实施方案》，允许成绩突出的打工作家、艺术家落户本地，还设立专项资金，先后对100多位来自基层的作家艺术家给予扶持和奖励，资助出版个人作品集100多部，吸引了一批作家落户东莞。

东莞的各个区镇早有扶持素人创作的传统，长安镇每年拿出百万级的文学扶持经费，桥头镇坚持举办荷花文学奖，还邀请名刊名编来开改稿会、研讨会—小小一个镇，居然总能见到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名家的身影。

在东莞官仓河畔，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客家古村因作家们的到来而面貌一新。2006年，著名作家雷达、王松等与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后，在樟木头定居，后来经作家们的口耳相传，这里自发形成了文学群落。东莞顺势而为，2010年，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挂牌成立，雷达任首任村长。

走进樟木头村，一条条充满客家风情的古老巷道内，一间间作家工作室林立两旁。工作室内设施齐全，有创作区和休息区，并根据不同作家的风格和特色进行了差异化装饰。

如今，作家村已有97名入驻作家，其中国家级作家、评论家65人，曾有7人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文学名家的到来，进一步带动了东莞的文学创作。东莞市作协副主席、青年作家莫华杰就是受益者，小学毕业便辍学打工的他，经常辗转三小时车程来樟木头村向作家陈启文请教，后来更是成了陈启文的弟子。2023年，他记录自身成长经历的非虚构作品《世界微尘里》获得漓江文学奖和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后来，他又引荐了模具工人、小说写作者马益林拜师陈启文。在樟木头村，“传帮带”的机制让文脉的传承有了坚实的载体。

东莞文学的“传帮带”，首先体现在东莞市文联主办的《东莞文艺》《南飞燕》两份刊物中，柳冬妩、谢莲秀、周齐林等多是在胡海洋任主编时，从作者成长为编辑，乃至副主编或主编，他们不仅对刊物有着深厚的情感，对作者也有过感同身受的经历，热衷编辑工作的同时，又不断发现作者、培育作者。东莞市作协历届主席以及老中青的作家梯队中，也一直保留着这种传统。

现在，这种“传帮带”不仅存在于专业作家与素人之间，也存在于普通创作者之间。2025年12月下旬，东莞作协举办了一次新大众文艺研讨会。即便在中午休会间隙，创作者们也舍不得休息，而是积极交流着最近的创作心得，向自己关注的作者请教经验等。作协附近的商业区，俨然成了他们的又一处“文学沙龙”。

放眼未来，东莞的新大众文艺充满着无限可能。这里已经生发的文艺形态早已超越文学，竖店短剧基地培育了超过2万名本地群演，业余音乐组合“太阳之子”全网播放量超过2.2亿，本土艺术家李景湖利用工业废料创作装置艺术，折射城市的工业进程与文化转型。

但无论什么形式，这些创作者的初心不变。

温雄珍去年去了一趟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这是小学没毕业的她从未想过的宝贵机遇。一路上她都叽叽喳喳，在同行者看来，“快乐得像只小鸟”。到了鲁院，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着鲁迅先生的雕像深深鞠躬，“那时候我感受到一种使命感，我们不仅是为自己写作，更是为这个时代写作”。

漫步在东莞街头，占有兵总是随身携带相机，不时敏锐地按下快门，定格住那些旁人注意不到的微小瞬间。摄影对他来说早已形成习惯，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还有一个庞大的内容生产计划，包括摄影、写作、纪录片拍摄等，“只要还有劳动者在东莞奋斗，我就会一直记录下去。”

东莞的机器还在轰鸣，劳动者的书写与记录永不停歇，在这座由劳动铸就的城市里，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文化力量，不仅成就了东莞的文化新名片，更将成为时代最珍贵的印记，孕育出永不消逝的诗意回响。

“东莞新大众文艺写作热潮，是社会转型变迁的缩影。它以真实生活为底色，重构了文艺与大众的关系，为地域和城市注入了人文温度。”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胡磊表示，基层作家的写作是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档案，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观镜像，既反映了制造业城市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非职业化写作群体通过文学创作积极“发声”、实现自我表达的努力。在全国各地，还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胡安焉、沂蒙二姐、王瑛、温雄珍，“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为“人的现代化”留下了鲜活注脚。